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，截至8月1日17时，公安部直接指挥破获的“2·21”、“6·8”两起特大拐卖儿童犯罪案件，共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409名，解救被拐儿童103名。据了解，为查找失踪被拐儿童，积极回应群众的期待，公安部在进一步深化打拐专项行动的同时，已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来历不明儿童集中摸排行动。（8月3日《京华时报》）

      就执法部门而言，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都不可或缺，好的目标要用好的手段去实现。从公安机关拟采取的摸排手段来看，有些做法在程序上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。

      比如，对疑似被拐卖儿童，要采集生物检材经刑事技术部门检验后，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比对，查找其亲生父母。利用现代生物比对技术，无疑可以提高对被拐卖儿童的甄别率，但问题在于，公安机关是否可以仅仅凭借自己的“疑似”判断，就有权采集儿童的生物检材进行检验并录入信息库？这会不会导致儿童相关个人信息的被泄漏？显而易见，这里需要更为完善的法规程序，如对“疑似”标准的更科学细致规定、对生物检材采集程序的更严格规范，等等，来确保公安机关的作为不会导致对儿童个人信息的“误伤”，以免给儿童的健康成长埋下新的隐患。

      再比如，要求各地从户籍管理、学籍管理、收养登记、人口计生、卫生防疫、群众举报等信息入手，以未办理户籍登记的儿童等13类儿童为重点对象开展摸排，确保一个不漏。那么，在这一过程中，同样会面临一个如何保障儿童隐私等权益的问题。这里也需要完善程序规定，使得公安机关的摸排行为能合法、科学地进行，在摸排的同时做到有效保障儿童个人隐私等权益。

      由于受制于以往立法“重实质正义、轻程序正义”，“重打击，轻保护”等思维，现行相关法规在赋予执法部门相应职权时，往往比较笼统，未能同时对权力的监督约束和限制予以详尽规范。而且，随着刑事侦查等技术的进步，法律规定往往难免出现滞后于技术发展的情形。因此，在摸排工作任务繁重而又“无法可依”的情况下，有些执法人员因为片面追求打拐效率，滥用职权、或者在行使职权时忽视对儿童隐私等正当权益的保护，这种可能性是很容易出现的，必须引起重视。

      对疑似被拐卖儿童进行摸排，尽早解救那些被拐卖的儿童，这无疑是正义之举。但是，如果因此而忽视了对儿童正当隐私权益的保护，这势必给儿童的健康成长带来新的隐患。所以，尽管公安机关努力打击拐卖儿童犯罪、对疑似儿童开展摸排是维护民众权益的善举，但仍然应该对之加强监督约束，一方面是尽快完善相关执法程序，保护儿童隐私；一方面还要其他相关执法监督部门、社会组织和公众、舆论等积极联动，促进摸排工作正确开展，更好地维护儿童权益。事实上，在权力部门开展各种“正义之举”的执法行动时，各种严格的程序规范和有力的监督约束及时跟进伴行，这应该成为常态。